与原始风情十足的东瀛“浴文化”相比，中国不能不显得太道学。尽管早在唐代，长安就有据说能容纳千人的大浴场，有大名鼎鼎的华清池，还有贵妃入浴的 迷人传说，受地理气候风土及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后来受“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嵌制，中国的“浴文化”始终没有发达起来。在“万恶以淫为 首”、“男女授受不亲”观念潜移默化之下，女子变成贞妇烈女，男子成为虚伪的道学家。这从中国人的服饰样式亦可看出：古代中国人宽袖褒衣，将身体捂得严严 实实，除了脸和手，其它部位不得裸露，严格的程度仅次于阿拉伯人，显然与“男女大防”的两性伦理有关。

如此的中国人到了西风东渐、留学狂潮兴起的时代来到东瀛，受到震撼，陷于尴尬的境地，是极其自然的。1906年秋，初到日本的周作人怀着兴奋的心 情，跟着鲁迅来到东京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应声出迎的，是一位名叫乾荣子的日本少女，仅一瞥，就让他受不了：他看到了一双美丽的裸足！这双裸足在清爽 的草席上轻盈地跳跃、闪动，使他陷于兴奋与迷乱。周作人后来成为日本文化的俘虏，成为东瀛“人情美”不遗余力的赞美者，极具象征性地包含在这最初的一瞥 中。

相比之下，郁达夫的遭遇更是令人慨叹，他的留日写作无不涉及“性苦闷”，起因多半与日本人的“混浴”习俗有关。郁达夫将这种苦闷无条件地归结于“弱 国子民”的身份，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刻的中日两性观念的错位。今天可以看得较清楚：是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学与早熟的现代两性解放思想在内心的剧烈冲突，产生了 畸形的“性苦闷”，使郁达夫无法以正常的眼光看待日本女子的裸体，因此而备受煎熬。其情形正如小说《空虚》里描写的那样：中国学子在汤山温泉旅馆度假，当 夜风雨大作，雷电交加，同旅馆一妙龄少女因害怕而闯进他的房间，要求与他同榻而眠，把他弄得心猿意马，苦闷不堪。风雨停住后少女回自己房间，中国学子立刻 躺到少女刚睡过的地方，自我陶醉起来。第二天早上，中国学子去温泉洗浴，正回味昨夜发生的事，突然听见一声娇脆的问候——

“你今天好么！昨天可对你不起了，闹了你一夜。”

质夫仰转头来一看，只见她那纤细的肉体，丝缕不挂，只两手捏了一块手巾，盖在那里；她那形体，同昨天他脑里描写过的竟无半点的出入。他看了一眼，涨红了脸，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就马上掉转了头，一面对她说：

“你也醒了么？你今天觉得疲倦不疲倦？”

她一步一步的浸入温泉水里，走近他的身边来，他想不看她，但是怎么也不能不看。他同饥狼见了肥羊一样，饱看了一阵她的腰部以上的曲线，渐渐地他觉得 他的下部起作用来了。在温泉里浸了许久，她总不走出水来，质夫等得急起来，就想平心静气地想想另外的事情，好教他的身体得复平时的状态，但是在这禁果的前 头他的政策终不见效。不得已他直等得她回房间去之后，才走出水来。

面对天真无邪的东瀛妙龄少女美妙的裸体，中国学子饥渴难忍，饱看不止，甚至萌动了动物的本能，内心却交织着“万恶以淫为首”的恐惧，这是一种何等尴 尬的状态！如果说道学的钳制使中国的男子变成“色情狂”，中国的女子则由此变成了“性冷淡”，面对东瀛混浴风俗所表现的恐惧心理，简直达到“谈混色变”的 程度。

蒋碧薇是一位出身名门、得风气之先的大家闺秀，1919年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约，跟随恋人徐悲鸿私奔到日本，行为之大胆，可谓石破天惊。然而一到日本，“混浴”就给她一个下马威，晚年在自传中她这样写道：

我在生活方面最感困扰的就是洗澡，日本盛行男女同浴，大家都赤身露体地共浴一池之内，他们习惯了当然不以为奇，但在我们中国女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事。我们的“下宿”里没有浴室设备，要沐浴一定要上澡堂，就是日本人叫做“风吕屋”的。在我们附近的一家“风吕屋”，总算是男女分浴，可是中间只隔一 道薄薄的木板短墙，女池的隔壁就是男池。我第一次进去，一见浴室里有那么多人，吓得真想回身逃走，却是不好意思，只好硬着头皮，用最快的动作脱衣入池；殊 不知又被同浴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然后半用手势半说明，教我怎样洗东洋澡：先在池外用肥皂擦身，冲洗干净以后，再下池子去泡。我一一尊重做了，只才下水；一 转眼，又看见仅在腰上系条毛巾的澡堂男工，提着水壶，登登登地在池边木板上跑来跑去，他对于浴室里的女人固然是视若无睹，但我却已羞得无地自容。从此以 后，我是再也不敢去澡堂洗澡了。

时过境迁，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进步得不亦乐乎，那么，根深蒂固的道学传统是否因此而消散呢？扪心自问，我还是不敢 下这个结论。记得第一次去钱汤洗澡，进了更衣室面对东洋老板娘满不在乎的目光，我几经踌躇，才硬着头皮极快地除下衣裤，箭一般地飞进浴室，这与郁达夫们大 概也只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吧。

(责任编辑：任应琪)